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這個預告片時

心裡有很大的衝擊....

台灣慢慢走入M型社會的危機已經出現

富者恆富~~貧者恆貧~~好像是千古不變的道理

有錢的人花大把大把的錢在買豪宅、買名牌、買名貴的跑車時

窮人正努力的為下一餐而努力....

如果你正在揮霍你的人生、你的財富

可不可以請你停下腳步看看這些人....

這些努力活著的人!!!

 

附帶圖片

 

今年《商業周刊》的「一個台灣.兩個世界」關懷系列,與金馬獎導演楊力州合作,

記錄一個自殺家庭,如何用愛與原諒,重新理解生命。

 

這是一個巨大傷痛的故事。一開始拿起攝影機,我一直告訴自己,必須勇敢,勇敢不等於殘忍,

因為唯有勇敢,不讓情緒氾濫或發洩出去,我才有辦法拍到生命的原貌。

 

這裡,有雲、有樹、有透徹的陽光,但是每到下午,霧就來了。

那個讓空間美麗的雲霧,反而讓人看不清楚這個區域,

也看不清楚這些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人,究竟是為什麼?

 

今年農曆過年前的五天,我第一次見到這個家庭。

當我開始拿起攝影機,我的第一個念頭是:為什麼這些大人會做這樣的決定?

第二個我想知道的是,這些小孩在失去父母之後,在巨大悲痛之後如何走過來?

自我療癒是怎麼做的?有沒有什麼缺乏的部分,

是不是必須有更專業的力量進來,讓這個自癒的時間縮短,或讓自癒的期間不要有意外發生?

他們的勇敢:用犀利的語言,互相扶持

 

雖然,我很理智的去尋覓為什麼走的人要做此決定,

但拍攝過程下來,那個「為什麼」其實是益發的模糊。

當我們憤怒去指責自殺者「為什麼這麼不負責任」,其實相對而言,自殺者是背負著巨大巨大的痛苦的。

拍攝後來我突然發現,我是沒有能力超越生命微妙跟最深層的本質的,就像那雲霧一樣的不可測。

反而在第二個部分,去記錄這些小孩長大的過程,他們怎麼去面對,而且是很勇敢的面對,

他們相當勇敢,這個部分我得到好多,而且是滿滿的。

透過這樣很純粹的觀察,看到這些小孩在長大的過程是異常的辛苦,更讓我們覺得不捨。

當攝影機架在那邊,當小女孩哭的時候,我們似乎只知道應該輕拍她的肩膀,跟她說:不要哭呀!

可是不過大她兩、三歲的姊姊,會用一種最直接的方法,告訴妹妹認清事實。

一般人的勇氣其實在這些小孩之下,我們面對事實的能力沒有他們這樣果決,

也有可能是他們想要迅速的跟這個不愉快的記憶做告別。

即使是很犀利的語言,其實都是一種扶持。

我們影片裡有一段是,大姊小涵過完生日後,把最小的小豹叫來,

然後突然給他一個過肩摔,說:你要乖喔,我們在旁邊看都覺得很詫異。

半年的拍攝,看到這些小孩子,有很大的自癒力量與能力,這讓我感動。

其實整部片滿滿都是愛,最明顯的就是阿嬤對孫子的愛,阿嬤對兒子的愛與不捨,小孩子對阿嬤的愛,

整部片都是愛跟原諒。

事發快一年了,孩子只有原諒他們的父母,路才能繼續走;阿嬤只有原諒自己的小孩,路才能繼續走。

小涵雖然說「你們(爸爸媽媽)為什麼要自殺?是不是不愛我們了?」

其實她知道爸媽是愛她的,可是她不理解,就像我們不理解;

就像我們拿攝影機準備進去裡面去探知「為什麼」的時候,我們最後還是不理解,小孩子也不理解。

可是在這不理解的狀態下,只有一件事能做,就是原諒,

原諒讓這個悲傷能夠結束,才具有再往前走的力量。

 

他們的悲傷:藏在失神的發呆、暴力背後

 

影片最後要傳達的是「勿為逝者傷悲,請為生者流淚」。

我帶著「為什麼」來拍,拍完我還是不知道為什麼,

在探詢「為什麼」的過程中,

我看到生者的淚水、情緒、不捨,我全都看到了,所有的哭泣,甚至一個失神的發呆、一個暴力的行為,

都是因為逝者這件事情所產生的影響。

這些影響讓我們在拍攝過程當中相當的不安。

我們擔心憤怒的孩子,未來會不會有更多的暴力,

我們也擔心那個常常哭泣的小女孩,以後會不會是第一個離開家庭而不再回來的人。

 

他們的希望:一個有爽朗笑聲的阿嬤

 

這個影片我很刻意要讓阿嬤、小孩的臉孔很清楚,導演退到最後面。

我去把故事結構起來就好了,讓他們自己的臉孔、自己的語言去說他們自己的故事;

連配樂都很節制,我的目的就是要讓大家看到生命的原相。

故事的主角阿嬤,她總會在講到一些悲傷或擔憂時,給自己一個爽朗的笑聲,我覺得那個東西很棒!

關於這樣一個悲傷故事,我們不知不覺掉下去的時候,往往都是阿嬤把我們拉起來。

她很健康,我們必須這麼說,

可能在另外一個山頭或另外一個城市裡面,類似遭遇的阿嬤,都還在巨大的悲痛中。

這是不幸的故事,但是有幸的是,這裡有一個會把笑容掛在臉上的阿嬤,

我覺得這些小孩在不幸的底下,還好有阿嬤!

拍紀錄片最有趣的,就是透過拍攝,去參與一個生命。

可是這部片特別不同的是,我們今天要做的是(大人)自殺留下來的小孩,這在我們的生命經驗是零。

在這個零的狀況底下,很多事情,我們沒有辦法理解。

我也意識到生命這件事情,是如此複雜,

比如說阿嬤的兒子選擇自殺,他高度影響到阿嬤,影響到他的小孩。

他用他自己理解生命跟處理生命的方式,去處理自己的生命,但生者的命運呢?

這次影片,我避免是一個量化生產的過程,

我們的配樂、剪接後製,主動要求說要去山上,他們覺得這不是一個case,這是一個關於人家生命的故事,

而且是這麼深沉的,所以他們決定上山看一看。

很多媒體其實是一個量化生產的過程,很多所謂弱勢關懷新聞或是深入報導,

他可以用很簡單的邏輯,套餐A套餐B套餐C……套餐式的把它放進來,反正都是這麼去處理的。

對剪接師雞媽而言,他的世界絕對不是山上的世界,

配樂黑麻吉也是,他覺得他必須去理解對方說話的脈絡、說話的節奏、講話的速度、阿嬤的性格……

這個跟他做配樂安排節拍會有關聯的。他們都一起來感受在雲端上面這個家的空氣的味道。

陪伴我半年的,當然還有最佳拍檔攝影阿東和收音小毛,以及製片小倩。

每次我們上山,孩子第一句就是:「小毛來了!」阿東不上山,就覺得生活好像少了什麼。

我覺得我們最大的收穫,就是陪伴孩子,而不只是拍片。

半年了,我們現在已經是阿嬤第八、九、十……個孫子,

每次下山,阿嬤總是問我什麼時候回來,

她用「回來」啊!她已經認為我們是她的家人,這是最大最大的滿足,已經和影片好壞無關。

本篇文章摘自: 商業周刊第 102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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